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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奠定创新创业网络的跨界者

- 经济观察报 - 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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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harl van Rooy on Unsplash,如果仔细挖掘,创新与创业总是政府与市场在携手,幕后的推动者不仅有努力的创业者和前瞻的政客,还有很多穿针引线编织起奠定创新创业网络的跨界者。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eeo-com-cn),作者:吴晨。


1982年的某一天,刚刚上社区大学的萨兰多斯(TedSanrandos)发现家附近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音像出租店,萨兰多斯很感兴趣,就走进去和老板唠嗑,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他小时候跟着爱看电视电影的奶奶一起长大,对电影和剧集了如指掌,好像那个年代的人形IMDb,老板末了给了他一份看店的工作。


几个月之后,小镇上就出现了一道新的风景线,音像店外面排起长龙,顾客们愿意排上二三十分钟,就为了和萨兰多斯聊一聊,听听他的推荐。他对音像店里的录像带狠下了一番功夫,几乎把所有片子都看了一遍,对剧情、演员阵容、风格都做了梳理和分类。当顾客借了一部《星球大战》之后,他会推荐类似风格的科幻片,小镇的客户显然都爱上了“人肉推荐”。


萨兰多斯之后的经历和许多创业者一样,从社区大学辍学、成为音像店店长,被挖去做一家音像分销商的高管,2000年加盟网飞(Netflix)作为内容采购官,最后成为这家全球最大视频流媒体平台的首席内容官。他对自己成长的总结也很到位,辍学打理小音像店的经验,好像上了电影学院加商学院。


萨兰多斯远不如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有名,却是美国1970-1980年代那波创新创业潮流的草根代表。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万小时定律的机缘巧合——从小看电视和电影长大;悟性与勤奋的结合——他很早就悟出了好的推荐需要在熟悉和新颖之间找到平衡点,前提是对电视电影的相关性做出细致的梳理工作。


萨兰多斯经历的背后更多的是大时代对新奇产品的拥抱、创新创业潮的深入骨髓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兴起。录像机(VCR)发明才刚刚一两年,在美国并不发达的西南角的小镇就能开出音像店,而音像店老板之所以选择创业,是因为他看到了杂志上VCR的广告,意识到音像出租可能会是笔大生意,立马抵押房子贷款开店赌一把。萨兰多斯并不宽裕的父母宁愿做“月光族”也愿意花钱尝鲜,在VCR一面世就买了一台,显示消费主义浪潮已经下沉到了工薪阶层。


1970-1980年代是美国战后第一波创新创业潮涌动的时节。就在萨兰多斯迈进音像店的一年前,耐克和苹果前后脚上市,成为美国新兴全球品牌和跨国公司的代表。这波大潮是不是放任资本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抓住机遇的商场弄潮儿的胜利?不完全是。如果仔细挖掘,创新与创业总是政府与市场在携手,幕后的推动者不仅有努力的创业者和前瞻的政客,还有很多穿针引线编织起奠定创新创业网络的跨界者。


那些名不副实的部委


美国政府在幕后为创新提供了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支持,为创业则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无论是农业部还是能源部,给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基础设施和基础科研。这种对创新创业的推动,让美国联邦政府许多部委“名不副实”。


美国的能源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源部虽然是1970年代末海湾石油危机时才成立,但是真正跟能源打交道业务的不到四分之一。这个部门一半的经费用于确保美国核弹头的安全,四分之一的经费用于处理核废料,确保全球核安全相关,称之为“核工业部”更贴切。


把管理核武器与处理核废料都归入能源部的逻辑是,核电是最大的能源之一,核弹头与核废料两者放在一起,确保制造者也管理好他们留下来的烂摊子。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部剩下四分之一经费全部用于与能源相关的研发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恰是这四分之一的经费为未来能源领域的重大研究奠定基础。有人以为美国页岩油气开采是西部创新的产物,其实开采技术是20多年前由能源部主导开发的。


美国的农业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美国凡是名字中有“科技”二字的大学,比如弗吉尼亚科技大学,或者老布什图书馆所在的德州A&M大学,都是美国农业部1862年成立之后孵化的产物。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时觉得需要引入农业科技,让农场能够养活更多人,农业部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巨大的农业科技实验室。抗生素最早就在农业部的实验室里研发成功。1872年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4个人,现在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


美国的商务部则基本上并不参与任何直接和商业打交道的业务,主业是主持美国的人口普查,搜集经济信息、管理专利,被称为信息部或者数据部更贴切。


除了直接投资基础科研,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是美国各个部委的重头戏。


能源部有鼓励产业发展的资金,总共有700亿美元的额度。能源部为研发清洁能源企业提供有补贴的融资,特斯拉在内华达州建设纯电轿车工厂,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一基金。


农业部除了主持庞大的科研项目,还有一家拥有220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贷款额度比能源部更多。而农业部的内部银行给中小企业(农场和农村的创业者)提供贷款通常通过当地的银行,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创业的资金来自农业部。


美国的部委构建了研发基础设施,也有巨大的财力去推动创业,那是不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就非常好地推动了产业政策的发展,成了推动美国1970-1980年代创业潮的主力呢?


是,也不是。因为要让官僚系统推动商业发展,需要智慧、耐心和执着。


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凯西·沙利文(KathrynD.Sullivan)就形象地比喻说:“官僚打交道的方式,首先要想想自己是格列夫,在小人国被绑倒,连动一动大脚趾都需要获得批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有没有勇气推动改革?如果你能想象出这一场景,然后仍然能想象自己能把事做成,你就真能把事做成。”沙利文离开NASA后加入了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NOAA)。这个主要预测天气的政府机构占商务部预算的一半以上。


换句话说,利用官僚机构提供的基础设施,需要跨界者推动。


高级研究计划局中的异类


在美国一堆名不副实的部委之中,国防部下属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最出名,几乎所有能被记住的重要创新,从互联网到微波炉,最初都源自DARPA的赞助。


DARPA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雄厚的预算。每年DARPA用于资助各种领域研发的预算只有30亿美元,而美国每年国防采购预算高达6000亿美元,采购的原则就是要保持美军的技术优势。


DARPA借助国防采购加杠杆,体现了军工业对创新的推动。例如美国1950年代军事采购奠定了半导体行业的飞速发展,也让硅谷从旧金山南边的果树山林变成了今天的全球创新基地(硅谷的名字到了1970年代才被媒体广为报道)


DARPA之所以能扮演创新科技的摇篮,一部分是因为它能够培养出一些抵抗官僚主义的跨界者。1966年起担任DARPA信息处理办公室的鲍勃·泰勒(BobTaylor)就是一个重要的跨界角色。


泰勒很早就从大型计算机的分时使用看到了计算机联网的潜在效果,他当时已经意识到,计算机联网不仅是人与计算机的链接,而且是人与人的链接,可以创造“超级大脑”。作为一个早期互联网的推动者,泰勒几乎把DARPA分配给他的1500万美元预算全部投入到计算机技术的开发上。


跨界的特征在泰勒身上很明显。一方面专业背景让他能很好地与科学家沟通,却又能超脱某个领域科学家的视野局限看到整个产业的潜力和方向。另一方面,他清楚官僚的规则,却勇于打破规则。


泰勒没有博士头衔,在很多正统的研究者眼中,他不是合格的(甚至没有资格成为)研究领导者。但是,他很有自信,并不认为自己与科学家在一起低人一等。他的不同背景意味着,他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可以跳出专家的既得利益格局去更广阔、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研究。他在任何技术上或是社会上的正统规范里都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这让他能和研究者保持有利的距离。


泰勒是官僚体系的搅局者。记述硅谷成长的新书《搅局者》(Troublemak-ers)中就记录了泰勒打破官僚的行事方式。在等级森严的国防部,不同位阶的官员之间即使打个电话都需要彼此的秘书沟通多次。泰勒根本管不了这样的繁文缛节。如果他有一个好点子,他会径直奔向国防部助理部长的办公室,绕过秘书直接推门硬闯进去坐下来说事。秘书只能跑着进来道歉,助理部长对不速之客自然也是火冒三丈。但是只要让泰勒仔细聊到新创意的兴奋点和顾虑之处,助理部长就会开始倾听。


泰勒在1970年代离开国防部进入施乐在硅谷设立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担任计算机实验室的主管,把自己应付官僚机构和激励科学家的能耐充分应用,并形成了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他懂得科学家思想碰撞是创新源泉这一道理,愿意给科学家充分的发展空间,但是他需要知道每个人的进度和方向,需要有纠偏的能力。他让每个科学家都知道,他是在为研究者工作,而不是相反。在他管理的实验室,没有层级,所有研究者都向他汇报。


泰勒管理科学家有一大创建:平时根本不干涉科学家的工作,但是每周二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实验室的例会。这一半天的例会后来被称为“庄家会议”。泰勒为此制定了一定的规则:发言者要阐述自己的研究,参会者则需要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挑出发言者的漏洞,因为有挑战的问题才能够帮助大家厘清思路,阐明观点,突出各自的专业技能。而泰勒的作用就是为实验室的这种对话提供框架,然后让技术专家们来发挥特长。庄家会议是实验室所有智慧的发源地,确保团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1970年代末,泰勒率领科学家研发出了阿尔托计算机,一个由硬件、软件、网络、打印机和服务器组合的计算机系统,而从构想到实现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阿尔托计算机的图形界面和鼠标给乔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PC的发展方向。著名的风险投资家瓦伦丁这样描述实验室给硅谷的贡献:“我们经常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水井里打水喝,井打得很深,我们喝得也很勤。”


作为跨界者,泰勒是把政府和大企业的资源,真正转化成为科研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的那个打井人。


从硬件到软件的三十年


阿尔托电脑可以说是1970年代末最尖端的个人电脑,可以联网,可以进行文档处理,也以打印,施乐正是生产打印机和复印机起家的。但在PC发展史上,阿尔托电脑是一个基本可以被忽略的注脚,因为泰勒忽略了个人电脑应该有杀手级的应用。在个人电脑发展初期,这种杀手级的应用是电子表格。


苹果曾在热销的苹果II上推出了独家软件VisiCalc,也是全球最早的一款电子表格软件,ASK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女创始人库尔茨格(SandraKurtzig)在大型机分时使用时代就编写了第一款管理企业库存的表格软件。


推动计算机从硬件向软件迈进的过程是艰难的跨界过程,跨越了三十年。并不是因为软件编写起来困难,而是因为要让软件独立于硅片、芯片、计算机这些硬件而真正成为一个单独的产业,一个更为巨大的产业,需要改变硅谷从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硬件生产基地的方向,需要推动从大型机向个人电脑,从放在恒温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才会采用的计算设备变成日常工作和生活所必备的电脑的转型。只有那种技术天才加敏锐商业嗅觉的跨界者能理解。


乔布斯的故事不必赘述,库尔茨格的创业史却值得一提,她代表了太多的跨界和开创性,尤其是女性进入职场高层创业成功的创举。


库尔茨格大学毕业就加入通用电气(GE)在美国东岸的贝尔实验室,销售GE的分时使用计算机,和其他销售代表不同,她能编程。她的销售策略也因此大为不同,她从一开始就不断与贝尔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编写小程序,以方便他们分时使用大型计算机。从她的第一份工作起,库尔茨格就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从需求出发研发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模式,只是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GE之所以雇佣库尔茨格做销售代表却完全是另一番考虑,烙着那个时代对女性歧视的烙印。GE的逻辑是,如果女性也能把分时计算机使用解释得很清楚,企业用户就不会有畏难情绪了。


1970年代,库尔茨格搬回自己熟悉的西岸,在硅谷安家,她决定创建一家自己的公司,这就是ASK计算机系统公司。她的第一个订单就是帮助另一家公司编写管理库存的软件。


创业的过程中,她观察到硅谷正在发生的改变,一场巨大的商业机会正在从硬件转向软件。软件的机会也正在从在大型计算机上为特定用户定制转向可以通用的应用软件,比如越来越多中小企业都希望拥有即插即用的库存管理软件。


1980年,库尔茨格开始推动旗下公司转型,她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可以作为一家高科技的上市公司。虽然同样在硅谷,但是因为不在同一个圈子,只熟悉制造业圈子的库尔茨格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在硅谷成长出来的新物种——风险投资家。但这并不妨碍她去恶补,去学习。一年后,1981年,ASK上市,库尔茨格以身家3000万美元成为硅谷最富的女创业家。


“发财大学”斯坦福


当硅谷变得纷纷扰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里的科学家不再沉寂在象牙塔内,泰勒直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工程师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建造一种成千上万人都能使用的东西”,阿尔托电脑早早被人遗忘。科研与商业的跨界要如何跨越创新与创业之间的鸿沟?斯坦福大学专利办公室的赖默斯(NielsJ.Reimers)摸索了一套可行的方法。


斯坦福大学被誉为西岸的哈佛,所不同的是,虽然斯坦福大学非常强调大学公共服务的理想,但也信奉在科学和商业存在跨界与交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赖默斯能够迈出跨界的第一步,打破官僚和教授文化僵硬的一面。


赖默斯的提案很简单:专利申请办公室帮助大学的研究者申请专利,收取15%的专利使用费作为工作经费,其余三分之一收益作为奖励给发明者,三分之二由发明者的院系和大学平分,作为未来的科研经费。


科学开拓的公共性与商业的逐利性这两点其实很难平衡。赖默斯要克服科学家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科学家之间的同侪压力。比如说一些开拓性的科学研究奠基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同时也可能获得不少国家经费的支持,如果申请了排他性的专利,就可能被其他科学家认为发明者是在自私地逐利。


科学家群体里的同侪压力其实很大,只要还想在科研圈里混,做出发明的科学家都不太希望因为一些专利奖金而被同仁的口水淹死,申请专利在当时会被理解为一种不够体面的贪婪行为,一次对建立在他人的成果之上的邀功。


此外,如果一项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的改变,考虑商业利益是不是有违大学提供公共服务的理想?这都是赖默斯面临的挑战。


赖默斯知道要推动专利申请,首先要得到教授的支持。重组DNA技术的发明在1970年代是一大突破,发明人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恩(StanleyN.Cohen)教授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耶(HerbertW.Boyer)教授。赖默斯耐心地说服两位发明人申请专利的好处,虽然两人最终被说服,但是都选择不接受奖金,而是把奖金捐献给大学。


赖默斯接着花时间说服加州大学的同事,以斯坦福承担所有专利申请费用,而加大仍可以对半分享收益为诱饵,换取了加大的支持。他联系所有给予重组DNA技术研究过程以资助的政府机构,说服他们把发明的权益集中授予其中的一家。这是为未来铺路,赖默斯的想法是,等到专利被授予之后,再向单一政府机构争取发明的所有权要容易得多。


赖默斯坚信,公司是将学术界的想法转移到更广泛的公众身上的最佳载体。最终,他为重组DNA技术申请到了专利,创造了2.55亿美元的许可收入和专利费,也为斯坦福大学专利办公室挣了差不多4000万美元的费用。“有超过28000件专利产品堆积在政府部门而没有能得以利用,原因竟是没人来为它们开发激励机制。”赖默斯为科研运用到商业闯开了一条路。到了2014年,美国的学术研究就带来了价值大约280亿美元的产品销售额。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Act),把赖默斯摸索了5年的过程固化为法律,大学有权利索取政府拨款资助的研究发明的所有权。


赖默斯并没有止步于此。毕竟他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硅谷,看到了太多创新公司上市之后的造富神话。在风险投资日益兴起之后,他再次推动大学接受股权,而不仅仅是现金,作为专利使用费,为大学创收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赖默斯的推动下,斯坦福重新定义了与硅谷创业环境的关系,教授创业、学校持股,变得司空见惯。《纽约客》因此给斯坦福起了一个外号,叫发财大学(GetRichU)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eeo-com-cn),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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