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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造成了民企困局:产业变迁下的无奈与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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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人们常常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局进行错误归因, 但政府从来没有发布任何文件体现过所有制歧视,也从未有什么事情国企有特权而民企没有,可摆在我们面前的,“确确实实有那么一堵透明的玻璃墙,让民企的处境差于国企”。究竟是谁造成了民企的困局?


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者:王剑,原标题《谁造成了民企困局:产业变迁下的无奈与涅槃》。

  

我们相信,度过这一劫,民企在慢慢找到新产业、新技术后,仍然会有春天,但低端制造业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错误归因


博士有次跟我说,同样是两个发达省份,他以前总觉得江苏的东西比浙江好吃。后来有人提醒他,从小在浙江农村的老家长大,考上大学从农村出来,后来在江苏的大城市工作,吃得比老家好,那不是因为江苏吃得比浙江好,而是因为城里吃得比农村好(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农村吃得可不比城里差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归因。可是,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就是一句典型的错误归因。有些男人变坏,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人渣,只是以前穷,想坏还坏不了。好男人,有钱了也不会变坏,比如上面的博士。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最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企,现在要为他们的水深火热找到正确归因,还真不容易。而同时,有些国企此前过得相对好些,于是很容易简单化地归因为:国进民退。


要我说,“国进民退”这哪算什么“因”,这也只是描述了现象,背后还有更深的成因。只是,这成因比较多元,并不简单,让我们一一寻找。


民企之困


我从小在浙中县城长大,我们县工业总产值中90%左右来自民企(2017年)。因此,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我们是民企养大的,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土老板,用超乎常人想象的吃苦耐劳,在一幢幢黛瓦白墙的婺式古民居中敲敲打打出产品,然后睡车站、睡车皮把这些东西卖到全国,于是,把一片穷山恶水硬是送进了全国百强县。


政府用这些民企交的税盖起了学校,我们才有地方上学,才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甚至在我们父母从国企下岗时,民企老板看中他们的技术,送来聘书,这几乎是一次经典的国企“被改革”而释放生产要素(熟练掌握技术的劳动力)给民企从而扩大产出的案例。我们对民企、民营经济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我认为,我报答故乡民企的最佳方式,就是找到困境的根源,而不是在那一味地为他们呐喊。


所以,民企为什么这么难?这是首先要准确归因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从来没有任何文件体现过所有制歧视,从来没有说什么事情国企有特权而民企没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写在《宪法》里。但是,确确实实有那么一堵透明的玻璃墙,让民企的处境差于国企。这反而更难办了。如果有那么个文件造成了所有制歧视,那么我们去讨论修改这文件就可,现在我们却是面对一堵透明的墙,找不到负责的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浙江大儒阳明先生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世界工厂时代


我们浙江民企腾飞的30年,刚好是中国充当世界工厂的30年,这不是巧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高视野,理解全球产业梯次转移这一背景。


什么是全球产业梯次转移?


二战后,1950年代,美国开始发展汽车、化工等重工业,纺织等轻工业开始向日本等国转移,并持续了20年左右;


1960年代开始,尤其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等国的轻工业做不下去,产业升级为电子信息等,轻工业转移至“四小龙”。美国产业也继续升级。


1990年代后,轻工业密集向中国大陆转移,“四小龙”产业继续升级。冷战结束后,大量军用信息技术转民用,美国产业进一步升级。


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背后,是各国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土地、劳工、环境等各方面成本的上升,低附加值的产业难以为继,开始向更欠发达的地区转移,而自己则升级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产业变迁,几乎都是这样一轮一轮的产业梯次转移构成的,我国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环。



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人为布局工业,浙闽沿海作为海防前沿,没有布局什么重工业。东北人在国企工厂领着高工资时,浙闽的农民还在贫瘠的山地里艰苦耕作。


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开始调整,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后,国企经营开始陷入困境,直至1993年,首轮国企改革启动,总理说“抓大放小”,大的整合,小的变卖。


由于浙闽本身就没布局什么大型国企,只有一些小型国企,一下子全成了“放小”的那部分,于是变卖得一干二净,形成了这一带民企占绝对比重的经济结构,而且整体上,民企比国企单体规模要小,活力大,但抗风险能力弱,一有风吹草动中小民企会先遭殃(比如2004年、2011年宏观调控)。


刚好这时候,全球产业梯次转移刚好进入到了新的一个环节,即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开始把低端制造业往中国大陆转移。东南沿海的广大民企抓住了这一时机,蓬勃发展。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内需外需旺盛。这些民企从事的一些低端制造业,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产销两旺。于是,沿海地区经济随之腾飞。尤其是2003年我国加入WTO后,这个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


我国各项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这个世界工厂创造了前提。广大腹地的人口优势,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工;而那些被工业污染的青山绿水,也提供了廉价的环境成本;地方政府为参与GDP竞争,呵护民企,征税、监管上也尽量给予优惠。极盛时,遍地小厂,热火朝天,山海一隅的温州,全市竟然有45万家小企业,每20人一家。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我们下岗的父母在民企再就业还领到了比国企更高的工资的时候,东北同学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幸运,形成了城市贫民阶层。


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我们那些在世界工厂时代的污染中患癌症去世的父亲或母亲,终究没等到五水共治之后江南故乡重现的莺飞草长。


谢幕之时


2007年底的次贷危机,基本上给这个时代敲响了警钟。尤其是2010年之后,我国大陆也开始陆续进入了低附加值的产业难以为继的时期。随着我国土地、劳工、环境等成本上升(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否则难不成你还能规定民工的工资不许增长?难不成还能允许继续排污?),低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迅速压缩。有些产业往内地转移,有些则往东南亚转移,继续着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故事。


剩下的一些还能勉强维持微利的民企,维持着每件产品几分钱的微薄利润,一旦遇到征税从严(过往民企有很多偷税漏税偷排的现象),也就只能关门了。利润(以ROA表示)过薄时,部分企业还通过加大杠杆来保住ROE,结果一遇上金融去杠杆,也关门了……


换言之,原本就是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低端制造业,因为各种要素成本的提升,本身就已到了无利可图的时期。原先还靠偷税漏税偷排苟活一阵,现在随着征收从严,也告终结。我们看到的是,大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中小民企开始关门,统计部统计的中小型企业数量快速下降(数据:WIND)。大型企业数量其实也在下降,只是由于数量本身就少,所以降幅也小。



而如果按所有制成分分类,则发现,各类企业的数量均在下降(数据:WIND)



而其中的大型企业,由于有规模经济,成本偏低,存活的概率大一些。因此,很多行业出现了“头部化”特征。这一现象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而近年的“供给侧改革”人为助推了这一进程。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受到了争议,其实无此干预,市场也会自然出清(也可能有些“预算软约束”的企业无法自然出清,不得不行政强行出清)。


即便有多少不舍,养育我们30年的世界工厂时代,终于走到它谢幕的一天了。感念低端制造业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中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光荣退休”。


低端制造业的退休,是客观规律,不可避免,我们与其考虑怎么顽抗,还不如考虑如何应对。


应对方式也没那么好找。比如有些老板传统产业做不下去了,于是下定决心再融一笔巨资,投入到所谓的新兴产业中去,没想到新的产业并不容易操作,最后血本无归,自身也成了去杠杆的标的。大家最近看到的很多民企的典型债务违约案例,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里就不点名举例了。


但请注意,这些民企和前面讲的无利可图而被淘汰的民企完全不是同一群,因为那些被淘汰的民企已经经营失败,很难再借一笔巨资去转型了。新兴产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跟很多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完全不是一个玩法,很多老板无法驾驭。我们在调研中也见到过转型升级成功的民企案例。事实上,转型升级的前提是对科研、教育的投入,这些我们尚有欠缺。


这一过程中,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国企(浙江比较少,内地、北方多),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有的时候,我们调研中也看到有些国企由于承担了很多民企没有的社会成本,养着大批的员工和“三供一业”,日子比民企还惨。


但是,国企也有一种神奇的“优势”,就是政府信用加持,遇到困境时,总是僵而不死。这种局面的根源,是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动用各种资源协助困境国企(企业遇困,股东设法相救,这本身天经地义。民企股东也会动用资源去拯救民企,但它掌握的资源跟国企的股东——政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才是问题)。


所以,所谓“国进民退”的根源是在于此。这就是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国企股东的全能化加上银行的高度市场化(银行选安全的企业做业务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就出现了信贷资源的错配。其根本解决之法,还是把政府“有形的手”关到笼子里,规定政府在履行国企出资人职责时,所动用的资源必须是清晰界定的(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时可以动用无限资源)。


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打破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困境国企才能有效出清,腾出所占用的信贷、土地等资源。幸运的是,这些工作目前也已在推进。


预算软约束,或许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那堵“透明的墙”,那群“心中的贼”。


我们能做什么?


既然低端制造业的谢幕是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必然规律,我们是不是就眼睁睁看着这些民企倒闭,而不闻不问呢?


当然不是。政府至少应该做几件事情:

 

(1)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扶持技术进步。日本、“四小龙”的很多产业升级,很多技术其实是承接了更前端的美国的产业下移,有时候甚至是美国主动提供的技术。有些低端产业美国不想自己做了,主动找这些人来给自己做配套加工,自己去做更赚钱的事。但是,这次,显然美国没有打算把技术转移给我们,甚至还想封堵我们。我们得自力更生了。


而产业升级,靠小型民企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他们投不起那么多钱(商业模式创新类的转型升级可能对资金投入需求少一点),还是需要大中型企业为主,以及政府在教育、科研、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投入。国内已经有杭州、深圳等成功案例,清退了低端产业,初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兴行业企业——别忘了,这些企业中大部分是民企。可惜,放眼全国,成功例子还不够多,大家继续努力。


(2)转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在找到新支柱产业前,大家还得吃饭。同样,东南亚承接我们的低端制造业也需要时间,他们也没完全准备好。所以,去杠杆、淘汰旧产能,也得有序进行,甚至在必要时政府给予一定救济(补贴结构性失业的人群)。否则,新的产业还没准备好,旧的产业去完了,青黄不接,大家都得挨饿。


因此,政府这时应出台很多“放水养鱼”的政策,降税减费,放松管制,搞活市场,让这些低端制造业有序退出,并发展大量第三产业(生活生产相关的服务业),吸收低端劳动力人口(我国国情与小型经济体不一样,有大量的低端劳动力需要养活,不可能100%转成所谓的高端产业)。毕竟,民以食为天。


我们相信,度过这一劫,民企在慢慢找到新产业、新技术后,仍然会有春天,但低端制造业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5年7月加盟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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