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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繁荣?

- 读书杂志 - 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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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本文系陈彩虹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所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默里·罗斯巴德所著《美国大萧条》所撰写的书评。原载《读书》2016年第3期,由“读书杂志”(微信ID:dushu_magazine)授权虎嗅发布。


作者简介:陈彩虹,195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祖籍湘乡市。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经济人”的理性》《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世界大转折》等十多部著作或文集。

 

两种“大萧条药方”

 

将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一八六七至一九六〇)》,和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起阅读,是件富于挑战性的事情。两部著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问题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解说,更有大相径庭的治疗药方,让人十足地体味了思想的奇异。


挑战在于,两者之间,你似乎只能选择站队,要么是货币主义者,要么是奥地利学派中人——两者大有水火之意,你能站立在水火交融处么?

 

弗里德曼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美联储真正开始有权操作货币政策。虽然是探索前行,但除了二十年代之初货币紧缩小伤了经济,多数年头,货币供应得当,美国经济平稳健康,享有了一个繁荣期。直到一九二八年,美联储担心股市过度繁荣,开始紧缩货币,带来了经济下滑。要命的是,本当由此宽松货币,却是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货币紧缩成为大萧条的直接原因。结论就是:如果当时货币放松,大萧条就可以避免;如果未来再出现类似灾难,货币宽松就是唯一选择;如果货币政策操控自如,我们就不会出现萧条。

 

与弗里德曼看法完全相反,罗斯巴德认定那次大萧条,就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货币过度扩张带来的。在这个繁荣期内,货币供应增加了61.8%,平均每年增长 7.7%,这是非常大的增幅。奥地利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里,只存在商业波动,不存在商业周期。因为面对不同时间、地点、行业、产品,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会在市场里一致性地行动。


例如夏季人们只会更多生产和消费西瓜,不会更多生产和消费棉衣,如果没有“外力”,西瓜和棉衣的季节性波动,不可能“共振”为同一周期。但若货币过度扩张,钱来得容易,便会导致信贷和投资“不当”,人们扭曲生产和消费行为,季节等因素消失,西瓜和棉衣就可能“共振”到一起了。二十年代那个繁荣期,就是货币过量的“外力”制造的“共振”时期。


结果,人造的大萧条在年代之末如期而至。

 

罗斯巴德并未停止在一九二九年,他对随后美联储在萧条中的对策解说,更是惊世骇俗。他认为,二十年代早中期的繁荣引致出来的大萧条,一定会在货币自动紧缩中较快地结束。不幸的是,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并多次降低利率水平,这加深了萧条深度。所幸的是,由于民众对银行危机担忧,手持现金大大增加;而商业银行对经济状况害怕,不愿意贷款。结果,基础货币虽然增加,部分则回到了银行,部分握在民众之手,并没有带来货币供应实际的大增长,让这次大萧条还不至于旷日持久。

 

罗斯巴德的结论是这样的:假若没有二十年代早中期的人造繁荣,就没有后来的大萧条;假若萧条出现之后,美联储听之任之,任由货币自动紧缩而不是再扩张,萧条就会迅速解除;假若不通过货币扩张去制造繁荣,市场经济里根本就没有萧条存在。

 

说不清是有幸还是不幸,那次巨大的经济灾难之后,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扩张性的。特别是,当经济或金融危机到来时,“大放水”宽松货币基本是不二选择,以至于,当今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已经是货币存量巨大,利率水平则接近于零。由此来看,货币主义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占了上风的。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里对“大萧条”总结的只是一段货币历史,张扬的只是一种货币学说,却似乎宣告了所有其他货币理论的终结。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斯巴德对于大萧条的惊世之论,并未演化成为实际的货币政策。然而,它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繁荣—衰退”商业周期中,得到了某种印证。尤其是二〇〇八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联想之前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出来的信息技术繁荣、房地产繁荣和金融衍生业繁荣,大有落到了罗斯巴德“周期陷阱”之中的意味。虽然没有成为或进入主流,虽然不要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建议未能成为现实,但这么多年的“冷落”,让其萧条理论只用来评价货币主义政策的对错,却没有进入实际生活的是非,独自享有了理论和逻辑的熠熠光辉。


这,也说不清是有幸还是不幸。

 

一个是主流理论和政策依据,经历了历史检验,不只是带来了繁荣,或许还带来了灾难,又试图战胜灾难,一个是检验学说和评判工具,未曾进入历史现实,不知能够带给历史什么,或繁荣,或平庸,或灾难;一个极力推崇货币领域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个彻底反对货币当局的干预,主张让市场那个真正“看不见的手”来运作——对这两者,我们其实无法简单认同或是反对。

 

以“现实社会不可能完美 ”的绝对性来判断,货币主义的实践没有带来完美,并不意味实施奥地利学派的建议就一定能够带来完美;换言之,货币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的政策运用则可能带来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弗里德曼的“如果”也好,罗斯巴德的“假若”也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全证实或证伪。

 

有趣的是,不论是弗里德曼,还是罗斯巴德,他们都认为,二十年代的早中期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期”;而且,他们也都认为,这种繁荣,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两者的严重分歧在于,弗里德曼坚持要这种繁荣,并希望未来通过货币扩张持续这种繁荣;罗斯巴德则坚持要放弃这种繁荣,且告诫社会未来不要通过货币扩张人为地再造如此繁荣。

 

由此,我们便从简单的站队选择,转向了如此之问: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的繁荣?进一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繁荣?

  

波动性繁荣,还是萧条性繁荣

 

说到繁荣,一般地认为是好事。但如果将繁荣与关联的因素挂钩,人们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


关联时间,繁荣可以分为短期繁荣和长期繁荣;关联程度,繁荣则有适度和过度之说;当关联人、自然和社会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的繁荣是一种,不和谐或是矛盾、对立甚至于冲突的是另一种。毫无疑问,社会普遍的期望,是长期、适度与和谐的繁荣。

 

然而,从历史来看,人们很难把控繁荣在关联时间、程度和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上的“度”。见仁见智者,多多是也,各不退让,以至于学派林立、理论缤纷,政策主张更是南辕北辙。如果没有对于某种学派或理论的坚定信仰,我们很容易陷入迷茫,分不大清楚对错,也断不明是非。在上面的繁荣问题提出后,若只就问题本身去寻找答案,其难度不亚于普通人攀登珠峰。

 

好在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他们尚有共性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痛恨萧条或经济危机,并都试图解决萧条问题。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区别,是手段上的,而不是目标上的。如果说,某种繁荣会引发、助推和加深萧条,那么,这种繁荣就是必须抛弃的。相应地,制造出这种繁荣的手段,也是必须加以管控或是丢弃的。在寻找繁荣答案的路上,我们有了一种选择的标准。

 

由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活动等多种客观性原因,经济或商业的波动是种天然的存在,前面谈及的棉花、西瓜的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季节之间的波动,就是经典案例。在这样的波动之中,若经济总量增加较多,市场交易活跃,生产和消费两旺,就业较为充分,那么,如此之繁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为的干预在内,我们称之为“波动性繁荣”。其中“波动性”,既表明繁荣本质上的客观性,也表明繁荣形式上的丰富性——它并非直线形态,也有上下起伏。这是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繁荣,也是货币主义理论等主流学说不存在异议的状态。

 

当这样的波动,加入了某些外力,有了“共振”,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经济或商业大起大落时,那个“大落”的阶段,就是萧条或危机;相应地,引起“大落”而来的“大起”式繁荣,就一定是“萧条性繁荣”了。这如同钟摆,向一边摆动的幅度越大,回位到另一边的幅度也就相应的大。

 

通常而言,“大起”时的繁荣,人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商品和劳务市场活跃空前,资本市场持续暴涨,生产能力大幅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等等,但人们很少会在这样的繁荣期,预想“大落”时的萧条到来——尽情地享受高度的繁荣而不忧虑未来,叠加性地助推了繁荣的高度,更是预埋下了萧条的深度。从这个视角看,“萧条性繁荣 ”是对“波动性繁荣”的一种强力扭曲。

 

奥地利学派是坚决反对这种繁荣的,更是反对造成这种繁荣的“外力”。货币主义虽然认为,萧条并不一定与前期的繁荣相关,但对于“萧条—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的认可,以及对过度繁荣时必须“紧缩货币”的政策主张,都暗含了萧条与前期繁荣的关联。因此,两种不同的理论,实质上都有“萧条性繁荣”的判定,也都有对这种繁荣管控的对策建议。只不过,一个明朗,一个隐蔽;一个除草务尽,一个有所保留罢了。

 

由“萧条性繁荣 ”回溯过去,制造“繁荣”的货币扩张“外力”,就逻辑十足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货币扩张可以带来繁荣,什么样的货币扩张又会带来繁荣后的萧条呢?为了避免萧条,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应当坚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又应当放弃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任何的货币扩张带来的繁荣,都会引致出萧条,其政策建议,就是货币当局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货币扩张。在现实格局之下,唯一能够控制货币当局行为的货币制度,就是金本位制。因受制于黄金的数量,货币当局无法自行决定发行超过黄金数量限制的“信用货币”,货币的扩张就被天然地管控了。结果必定是,“萧条性繁荣”没有生成的“外力”;而一旦此等“繁荣”不在,萧条自然就不会有。可见,在罗斯巴德们的眼里,自然边界的限制,永远要强于人类的自我管控,哪怕人有自造的规则,也哪怕人有信誓旦旦的信仰。

 

货币主义一般地认为,货币扩张不是带来“萧条性繁荣”的力量,但对于过度的货币扩张,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弗里德曼曾经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关联性研究,并且设置了两者之间的数字比率关系,确立了“繁荣”的边界。按其观点,凡是在这样边界之内的货币扩张,就是合理的;相反,则为不合理。

 

相应地,弗里德曼是明确反对货币金本位制度的,认为此制度与现代经济体系无法契合,黄金数量的限制,决定了它作为货币,会掣肘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弗里德曼试图完成一项人类社会的巨大工程—建造一个货币供应适度、永远没有萧条的“繁荣”世界。

 

人类社会的悲情常常在于,理论和逻辑上的完美,要么没有或是无法演化到现实生活中去;要么演化进去了,却是不那么完美,甚至于很不完美。

 

在“繁荣”问题上,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联手,又一次上演了这种悲情之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未能付诸实际,金本位早已成为历史,回归金本位之声也弱不禁风,现在的货币制度完全没有了自然限制,各国中央银行实际上都是“印钞机器”;货币主义的理论,虽然活跃在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之中,但我们没有看到弗里德曼的理想成为现实,货币扩张带来了一些繁荣,与此同时,危机也一直伴随我们,或许还将与我们共赴未来。

 

就是,结合不同的学派、理论观点,对照现实的经济生活,综合出某种相对合理的社会生活指导理念来。

 

既然奥地利学派相信自然边界胜过人之管控,而自然边界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续(金本位制),既然货币主义相信人的管控能力,而现实生活则告诉我们,人设置的“边界”其实没有边界,从而时常失控(现代货币制度),那么,综合两者来看,我们较容易衍生出这样的结论来:

 

一是超过一般“商业波动”的“商业周期 ”,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现实总会有人为的因素存在,货币总会有不当的扩张,进而扭动出商业活动的“共振”来;

 

二是“商业周期”的起伏幅度,也一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情形出现,因为人为的货币“外力”难以为人自身管控,“萧条性繁荣 ”不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消失;

 

三是自然边界虽然不能实在地存活于经济生活之中,但它是一种绝对的、终极性的、合理的准则,至少应当存活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重要的参照标准,辅助人们改善对现代货币制度的管控。

 

说到这里,“波动性繁荣 ”只可能是一种理论的存在,一种近似于乌托邦的境界,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其不可实现的理论和逻辑完美,提示、警醒并引导现实生活中“萧条性繁荣”向某种“度”靠近。而这个“度”的形成,应当以金本位的自然限制为基本底线或理想边界,结合弗里德曼的货币管控制度理念,赋予现代货币制度一种自然与历史结合起来的“锚”,以形成相对合理的货币供应,让每次的“繁荣”不至于过度,避免带来后续巨幅的坠落,形成久久不能自拔的大萧条。

 

因此,我们需要的“繁荣”,或说现实可能的“繁荣”,应当是介于“波动性繁荣”和“萧条性繁荣”之间的状态;而造就这种“繁荣”的货币扩张制度或政策,则应当是有金本位制的“影子边界”参照,又根基于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明确却不精确的货币政策选择,它仍然无法避免“萧条性繁荣”和萧条的到来,但它有助于减少波动的频度和每次波动的幅度,让人类社会在现实的历史阶段里,不至于遭受自我管控过弱而来的巨大灾难。

 

必须看到的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奥地利学派“波动性繁荣”的世界,也找不到弗里德曼理想中人控合理的状况。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人希望可以控制,却又时常难以控制的,若能够尽量地减少波动次数特别是每次波动的幅度,就是现实最佳的选择了。

 

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繁荣”和后来的大萧条,我们仍然不好清楚地明辨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争论的是是非非。然而,那个大萧条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能说,它与萧条之前期的“繁荣”和造就“繁荣”的货币扩张,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能说,在萧条时,“看得见的手”进行货币扩张就完全不对;我们还不能说,“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身就一定会自动调节得完善到位。我们只能说,从两者的争论里,我们获取了多元的理论和逻辑,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我们自己。当然,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这个世界里生存和发展。

 

如果将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看成一根线的两极,最好或最后的理论倾向和政策选择,应当就落在两端之间——或许偏向某端,但不是在任何一极的端点上。

  

繁荣的选择和选择的繁荣

 

在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的理论学说里,繁荣是可以选择的。这如同两种不同物品的选择,择其一,便要放弃他者。货币主义的选择,就是通过货币扩张和管控去制造繁荣;奥地利学派的选择,则是不要货币的人为扩张和管控,让自由市场体系自我运行去衍生繁荣。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此的么?

 

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这种繁荣的选择,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纯粹、清晰和完整的演示。从金本位制,到它的基本退位,再到现代中央银行货币制度的完全替代,以及相伴随的经济繁荣、萧条或商业周期起伏,里面有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有其他理论学说(如凯恩斯主义)的成分。即使是没有“入流”的奥地利学派,也并非在繁荣和萧条的历史里无影无踪,它的思想是时隐时现的,有其功用,尽管那是碎片式的。

 

从这个视角来看,繁荣也好,萧条也罢,还有与此关联的货币政策,与其说它们是人类社会根据某种思想或理论主动选择而来,不如说,是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各种政策主张,以及各种自然、社会和经济运动,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和相互平衡共同作用导致出来的。只不过,各种因素的分量有大有小,影响时间有长有短,形成效果有轻有重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只是由某种理论和政策唯一地、绝对地、终极地统辖,毫无疑问,人们就将不用选择、不愿选择或是不能选择,进而形成整个社会人们经济行为的高度一致。


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生活实践都表明,“高度一致”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它要么极端性地助推经济上升的幅度,制造惊天动地的“经济奇迹”;要么绝对性地坠落经济下行的深渊,砸出深不见底的“经济黑洞”。由此而来,一般性的经济周期便会为巨大无比的起伏震荡“共振”所替代。人类社会就将在这样的“共振”之中,失去和谐、失去平稳,最终失去管控。那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

 

我们是幸运的。虽然说,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主流 ”却从未完全彻底地消灭过“非主流”,它们共同造就了市场经济体系里相对多元和丰富的经济行为。这些不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了社会整体经济行为的高度一致性,繁荣不可能是极端性的,萧条也不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人类在市场经济里的行为越是多元和丰富,“高度一致”就越是难以形成,我们离那种“极端性繁荣”和“毁灭性萧条”就越发远些。

 

因此,在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关于繁荣与萧条的问题上,更有价值的,不是断然决然地选定谁、丢弃谁,而是去发现历史过程中,两者各自的优势成分或真理元素,将其充分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让人类社会形成更为多元和丰富的选择空间,让人类更多的行为选择相互补充、相互掣肘、相互平抑甚至于相互抵冲,进而引致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轨迹。

 

在这个意义上讲,选择的繁荣,才能赢得现实的繁荣,才能赢得可持续的繁荣,才能赢得真正理性的繁荣。在这里,选择的繁荣,比繁荣的选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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